2017調查報導工作坊/實例討論三:血淚漁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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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迷霧森林  《血淚漁場》解構跨國剝削/吳佳穎

      《報導者》2016年12月推出的專題報導《造假・剝削・血淚漁場》,在2017年4月將3萬字的報導擴充為7萬字後成書出版,並在同年6月一口氣拿下「亞洲卓越新聞獎(SOPA)」3項大獎:「造假.剝削.血淚漁場」獲得卓越人權報導獎首獎、卓越調查報導獎首獎;「台灣遠洋漁業的大鮪鱸鰻」獲得卓越數據圖像獎首獎。

        7月22日「2017年調查報導工作坊」,邀請報導者總主筆李雪莉與《血淚漁場》的合作媒體Tempo Magazine記者Philipus Parera分享,策劃這次報導的採訪與合作經驗。
 
  李雪莉說,今天的演講是「解構看不見的努力過程」,報導拿了這麼多獎,看起來好像光鮮亮麗,但其實過程中,李雪莉形容,「每天像走在起了霧的森林裡,you get nowhere,你也不知道這東西會長成什麼樣子。」
 
爬梳資料建立假設 發現階級利益的剝削
 
  李雪莉說,調查報導與深度報導最大的差異是,「有一群人想要隱藏這個事實。」深度報導大部分的時候並沒有一個組織想要隱藏這個事實,但是調查報導「一定有一群人不想讓你知道這件事情」。

 《報導者》與印尼媒體Tempo合作的跨國採訪團隊,先釐清深度報導與調查報導的界線。 

         調查報導很重要的是「揭露有權有勢者想要掩蓋的真相。」因此,李雪莉說,「資料一定不能仰賴別人提供,必須記者主動蒐集和挖掘,記者要有自己的假設。」如果不具備這種精神,李雪莉說,「我們認為他就是深度報導。」
 
  《血淚漁場》始於一次海上觀察員的訪談,當時台灣剛好被歐盟祭出黃牌,如果變成紅牌,台灣漁產業將失去外銷市場。5個小時的採訪,觀察員的說法政府「台灣受國際打壓」的說法完全不同,而是存在大量欺騙、造假跟國際制裁的真相。
 
  訪談回來後,採訪團隊陷入抉擇,究竟是要追隨原本的腳步用觀察員的故事去談,或是拉長戰線。當時李雪莉跟報導者主編何榮幸討論時說,「這個非常有戲,而且它的面向一定會帶來影響力。」討論結束後,報導者提高戰鬥層級,組織新的隊伍。李雪莉說,「我們提出新的假設,不只是在觀察員與歐盟祭黃牌上,而是更全面看待這個議題。」
 
  首先,團隊爬梳漁產業複雜的產業鏈與文化。透過團隊成員鄭涵文的一張圖,理出整個漁產業中利益關係人間的關聯。畫出圖後,發現船上關係是非常「階級、利益剝削的」,上從制訂政策者的視野、船上漁工與老闆間的關係,下到外籍漁工間的國籍劃分下的剝削情形。
 
  李雪莉說,不管是調查報導還是深度報導,格局和細節都非常重要,「只有格局沒有細節,你會非常空洞;只有細節沒有格局,你會非常盲從。」

《報導者》總主筆李雪莉分享如何驗證受訪者說詞的經驗。

       因此,在採訪漁業署副署長時,李雪莉特別問他有沒有上過小釣船,副署長說,沒有、他只有上過魚汛船(幾百噸的大船)。李雪莉說,「小釣船空間跟魚汛船這種大船完全不同,」但台灣100噸以下的小釣船就佔了5成5,約有1300~1500艘。李雪莉認為,「如果官員根本不知道小釣船的生活情形,怎麼制定政策?」
 
驗證假設  比對受訪者說法 
 
  開始的前2個月,團隊一直在搜集資料、採訪,「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訊息到底是不是政府想隱藏的,」團隊決定先採訪漁業署官員,同時與過去採訪的內容交叉比對。發現漁業署官員對歐盟舉黃牌、觀察員的船上生活情形的說法,都與觀察員觀點大相逕庭。
 
  此外,過去發生多起喋血案件,死者都是台灣船長,當時李雪莉問漁業署官員,有沒有外籍漁工被殺的紀錄?他說,「沒有啊、大部分都是船長被殺,我們關注的是台灣人的性命。」但後來團隊採訪海巡署基層人員時,他們說這與事實完全不同。
 
  其次,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說法也存在落差。李雪莉說,我問官員,仲介與漁工簽訂的合約有沒有落實?他說「當然有。」但其實先前團隊已經採訪很多地方政府,地方政府都在抱怨中央將漁工合約交給地方來落實。李雪莉說,這些來自不同國家漁工的語言有沒有辦法翻譯?有沒有人翻譯?漁工是否真的了解合約內容?
 
  《血淚漁場》中過世的印尼漁工Supriyanto,死前錄下三段影片,監察院重啟調查時,找來通譯重新翻譯。重新翻譯後,李雪莉說,當時屏東地檢署的通譯,因為聽不懂Supriyanto的家鄉話「中爪哇語」,很多內容都以「聽不懂」帶過。但「聽不懂」的部分,包含Supriyanto被虐待的自白與誰毆打他等重要訊息。
 
  第一次專訪後,李雪莉說,「我就知道有戲了。」但事實是什麼?政府為什麼隱藏?團隊持續尋找有力的證據,其中最有利的證據當然是,觀察員、仲介跟漁工。
 
激發受訪者良善的一面  「滾雪球」式的採訪過程
 
  觀察員是「遠洋臥底的一雙眼」,觀察員在船上扮演政府的中立/監督角色,與船長同時紀錄漁撈日誌,兩者不能互相交流,也因此觀察員在船上常常被孤立,各種奇怪情形都有。李雪莉說,採訪時有觀察員提到,他上船時,船長就拿支左輪手槍給他,說「讓你保護自己」。
 

跨國、階級與利益的層層剝削,讓最底層的漁工成為現代奴隸。

       當時採訪團隊拿著觀察員名單,每天早中晚一直打,李雪莉說,通常接到電話觀察員有3種反應:第一種,開口就問「你們為什麼有我的電話?」,接下來「沒什麼好講的」;第二種,劈頭就說「你不敢寫啦」、「這些都很不正義」、「漁業署那些很糟糕的官員」。李雪莉說,這群人第一次通話就用非常強烈的字眼來罵政策、罵官員,背後一定有很強烈的情緒。第三種可能在船上工作,完全聯絡不到。
 
  之後團隊以「漁業官員對歐盟祭黃牌的說法」作為破口,說服觀察員談這些議題。李雪莉說,「當你激發每一個人善的、正義感的那一面,就會慢慢開始有觀察員跟你說話。」採訪過程如「滾雪球」般,有些觀察員從拒訪,到帶記者回家看電腦裡的所有紀錄。
 
  後來團隊到高雄美麗島站一起採訪5個觀察員。觀察員眼中見證了,包含過度捕撈、洗魚(無法追蹤捕撈的洋區,國際漁業組織無法監控各洋區的漁撈配額);各種造假、船長國籍造假,李雪莉說,當時採訪漁業署,官員如果有回報船長國籍造假情形,他們一定會查辦,但事實上很多返台報告都有提到船長不是台灣人,但漁業署從來沒有動作。
 
  除了台灣觀察員,李雪莉也透過觀察員臉書認識國外觀察員,增加採訪面向。李雪莉說,「我想知道國外觀察員在執行公權力時,會不會有一樣的情形?各國間到底什麼東西是相似的?什麼是台灣才有的?」
 
打蛇隨棍上  透過仲介「跟著漁工走一回」
 
  「仲介,是這個環節中永遠不會跟你說話的。」因緣際會下,李雪莉透過一位學運朋友牽線,認識另一位朋友,他爸爸剛好是東港船東。跟船東的聊天時,剛好仲介打來,李雪莉說,「我們就『打蛇隨棍上』,問說能不能跟仲介聊聊」。第二次採訪仲介時,剛好有漁工來台,才有機會拍下一系列的漁工來台的照片。
 
  李雪莉說,「跟著漁工走一回很重要。」從入境、抽血檢查(登革熱)、再到安置所,採訪團隊跟著漁工、仲介走了一回。這次經驗,在感性面,李雪莉說,「我們要勞動力,但是來了一群人,他們是有感情的人。」在理性面,團隊採訪過程對仲介合約有任何疑慮時,可以請教仲介。
 
跨國拼圖  重返奴役之路
 
  Supriyanto過世時,留下一個霹靂包,這個霹靂包直到記者到Supriyanto印尼家裡採訪時,記者蔣宜婷問他家人,「你們都沒有打開它嗎?你們願意在我們面前打開它嗎?」才終於打開,霹靂包裡放了可蘭經、戒指,跟寫了Supriyanto印尼家地址的紙條。李雪莉說,「讓我覺得他(Supriyanto)上船兩三年,好像深怕被人遺忘。」
 
  2015年,Supriyanto從東港上船,出發到南太平洋捕魚,當時船老闆是個小船東,第一次當老闆,但短短3個月的時間,船上漁工死了2位。第1位漁工落海,遠洋漁業漁工落海,只要在海事報告中,紀錄船在那裡停留3天,船長就沒有任何責任。被屏東地檢署以「病死」快速結案的Supriyanto是第2位漁工。
 
  但Supriyanto的死亡究竟是勞資爭議還現代奴隸、是個案還是普遍情況?
 
  為了找到答案,團隊決定到印尼。印尼當地,很多人都曾到台灣工作,或有台灣的居留證,有些家庭門外只晾著女人、小孩的衣服,因為男人出國工作了。到過台灣工作,房子明顯比較漂亮。
 
  透過到訪印尼,記者採訪印尼當地的「牛頭」。當台灣船東需要漁工時,會向台灣仲介下單,台灣仲介在與印尼仲介聯繫,印尼仲介在透過牛頭找人,在每一個仲介所你會看到成千上百個護照等著出國。
 
  之後,記者第一次交稿時,他認為漁工是自願來台工作,來台工作確實改善了他們的生活。但李雪莉問到,「『自願為奴』可以將這現況解釋為結構性問題嗎?」
 
  討論後,李雪莉認為,這不只是自願的問題,很多漁工是在貧窮、或欠缺機會下選擇來台,且很多人都不識字,在不清楚合約內容下上到漁船。合約內容包含,超時工作、無條件服從船東、處罰條款等不合理要求,這些內容顯示,船員無法自由地進出這份工作。李雪莉說,在國際勞工組織(ILO)的定義中,這就是「unfree labor」、「現代奴隸(modern slavery)」,確認定義符合後,記者修改報導內容。
 
  除了團隊自身的採訪外,李雪莉說, 透過Tempo用當地語言採訪印尼漁工,團隊才知道很多漁工是「做十(小時)休二」;且常在缺乏氧氣瓶下,進到船底修理機器;Tempo也進到監獄採訪,發現很多人假造海員證,甚至連技能證書都是假的。李雪莉說,讓一群沒有相關專業技能的漁工上船工作,「根本是把他們放到地獄裡。」
 
印尼媒體Tempo  19年經驗建立嚴謹的調查報導步驟
 
  規劃《血淚漁場》報導時,李雪莉透過GIJN(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)在尼泊爾與Philipus Parera簡短談了半小時,之後在信件往來下,開啟這次的跨國媒體合作。
 
  「Tempo Magazine」是印尼當地46年歷史的老牌媒體。Tempo在1998年成立調查報導團隊,有19年規劃調查報導的經驗。Philipus Parera也與民眾分享Tempo規劃調查報導時的6個步驟(six steps):Initial Data →Investigative Plan → Data Collection→Verification & Analysis→Confirmation → Production。
 
  在第二階段規劃調查計畫(Investigative Plan)時,必須建立報導假設(Hypothesis),在採訪與資料蒐集、分析過程中,不斷回過頭驗證報導假設。當採訪資料無法驗證報導假設時, Tempo會停止(stop)調查報導計畫,Philipus Parera說,「If we did the wrong report, we will feel sorry to the person.」

因為這次工作坊專程來台灣的Tempo總編輯Philipus Parera,分享Tempo幾次的跨國調查報導經驗。

除了調查報導,Tempo內部也有嚴謹的編輯(Editing)制度。在Tempo,擔任編輯(Editor)必須有6~7年以上的記者(Reporter)資歷才能出任,資深編輯(Junior editor)則必須有18個月以上的編輯經驗。
 
  報導者外,Tempo也曾參與「巴拿馬文件(Panama Papers)」國際調查報導,並與BBC印尼分部,合作關於Pizza Hut與為丸龜製麵使用過期原料的調查報導。「巴拿馬文件」的報導中,雖然指出印尼某部長級人物在巴拿馬設有離岸公司,藉以洗錢、藏匿貪污資料。對此,政府雖然成立工作小組,但隨著新聞熱度漸弱,最後沒有造成任何改變(nothing happened)。
 
  「巴拿馬文件」的報導經驗後,Philipus Parera說,「跨國媒體合作,能引起更多外國媒體監督。」這次與報導者合作進行《血淚漁場》調查報導,報導刊登後,政府成立工作小組,除了懲罰40~50家非法仲介,也重新劃分中央單位發放簽證的職權。李雪莉也說,相關新聞也對台灣在印尼的外交體系產生壓力,「跨國媒體合作,政府為了維持國家形象,政府官員往往會謹慎地看待問題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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